比预期开放得更多,财政政策应先于货币政策

时间:2020-01-11 04:54来源:营销
“在经济改革的道路上,中国已经取得了不俗成就,但前方的挑战依然巨大,且没有时间让我们抱怨。我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过去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适应外界的变化。

“在经济改革的道路上,中国已经取得了不俗成就,但前方的挑战依然巨大,且没有时间让我们抱怨。我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在过去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适应外界的变化。这并不仅仅涉及经济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张涛说。

6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结束了对中国的2019年第四条款磋商访问,并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随着外部不确定性加剧、全球经济动能趋弱,IMF小幅下调中国增速预测,预计中国2019年、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为6.2%和6.0%(分别较4月下调0.1个百分点)。

1月14日,IMF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为新书《中国现代化:投资软基础设施》举办发布仪式。张涛在演讲中指出,中国过去取得的成就一方面取决于改革开放,另一方面来自于对基础设施的持续投资,但未来投资的重点应该从“硬件”转到“软件”。

尽管全球经济承压,但IMF认为,在关税维持现状不变、经济增长不显著放缓的状态下,中国到目前为止已宣布的经济刺激政策足以使经济增长在2019~2020年稳定下来。如若不然,有必要实行一些额外的放松政策。

“我们所说的‘软基础设施’是一个整体,囊括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框架和制度,包括有形的监管、金融治理、国企改革、地方财政,还有宏观经济统计等方面。” 张涛强调,要推进软基础设施,政府需要不断完善健康、医疗、金融领域的政策工具,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和职工的权益,这将有助于中国经济过渡到以消费为基础的增长模式。

对于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走向,IMF有何建议?5月以来人民币承压,但美国财政部并未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目前IMF如何看待人民币估值?对此,第一财经记者专访了IMF驻华首席代表席睿德(Alfred Schipke)。

《中国现代化:投资软基础设施》由IMF的三位经济学家马库斯·罗德劳尔、林卫基和席睿德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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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账户比预期开放得更多

(左一为IMF驻华首席代表席睿德)

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如何?席睿德称,IMF研究表明,在资本账户的53个类别中,中国仍有43个类别存在一定程度的管制,因此,可以说资本账户仍然相对封闭。但他强调,“中国资本账户实际上比以前开放得多,也就是比我们预计的开放得多。”新书中称,2015年中国股市震荡的溢出效应,以及汇率政策变动后对汇率产生的压力都说明,中国金融部门与全球一体化程度可能比之前预想的要高。

财政政策应先于货币政策

席睿德指出,资本账户开放不能一蹴而就,最重要的是应进一步改善货币政策框架、推进财政改革、强化金融部门和提高汇率灵活度。

IMF认为,当前中国的政策刺激幅度已经足够,席睿德对记者表示,如果外部不确定性继续加剧,那么第一道防线应该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确可以做一些边际贡献,但它由通胀等因素驱动,不应该是额外刺激政策的首要考量。”

国企杠杆率平均上升至200%

对于既定的刺激政策,此前渣打做了相关分析,测算2019年实际的预算赤字率达6.5%,明显高于2018年的4.6%。因此,2019年预算安排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留下充裕空间,在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的信贷增长支持下,财政刺激力度接近GDP的2%,在外部不确定性不变的背景下,保证6.0%~6.5%的经济增长应该绰绰有余。

“国企改革是中国未来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席睿德指出,国企改革的成功推进能使中国未来十年的GDP增速每年提高0.3至0.9个百分点。

不过,对于财政刺激,席睿德认为并不一定是加大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力度,而应是更偏结构性的政策选择,“这种扩张应该由中央财政提供资金,以有利于再平衡的方式实施,并针对低收入家庭,例如对贫困家庭进行更多转移支付,通过预算转移支付弥补社保基金的不足,考虑降低强制缴费率,强化对教育、医疗的支持等。”他认为,这种财政刺激在稳定经济的同时,也可服务经济再平衡的转型目标,效率优于单一的基建刺激。

新书指出,中国国企数量超过15万家,尽管过去几十年国企在总附加值和城镇就业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国企仍然占据过半的银行信贷,拥有40%的工业总资产。此外,国企仍继续享有政府在要素投入方面给与的隐形支持,包括土地和优惠贷款等,约占每年GDP的3%。

IMF认为,货币政策在必要时的确可以发挥边际效益,但并非首要考量,席睿德认为中国应该继续稳定宏观杠杆率,即债务/GDP比率。早年快速的信贷增长增加了金融脆弱性,家庭部门债务从10年前GDP的20%升至目前的50%,中国目前仍由宏观审慎工具来进行调节。IMF同时建议,应加强银行资本,特别是对中小银行,不应该放松微观审慎监管。

即便财务状况恶化,由于国企易于获得融资,它们的杠杆率仍显着增加。席睿德指出,2009年以来,中国企业总杠杆的上升大部分来自国企,其杠杆率平均上升至200%左右,主要集中于产能过剩行业和重工业。与此同时,国企的资产回报有所恶化,其生产率只有私营企业的30%至40%。此外,中国国企的效率似乎低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国企,凸显了推进国企改革的紧迫性。

无独有偶,记者近期采访的多位经济学家也表示,货币政策“大水漫灌”不是选项,近期政策不再高度依赖逆周期调节,预留的政策空间用于缓解未来增长压力。6月2日,央行有关负责人在针对包商银行事件答记者问时表示,对6月份影响流动性的各类因素已作了全面估计和充分准备,将根据市场资金供求情况灵活开展公开市场逆回购和中期借贷便利操作,6月17日第二次实施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政策还将释放约1000亿元长期资金,有效充实中小银行半年末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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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市场化和国企改革将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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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以来,各界对于“利率并轨”报以极大关注。席睿德对记者透露,此次磋商过程中,与央行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进行了良好的沟通。

在他看来,就改善资源分配效率而言,利率市场化是关键之一。“我们鼓励中国迈向基于价格的货币政策框架。市场现在非常关注DR007,但其还不是正式的政策利率,因此向聚焦短期利率的框架过渡是很重要的,但这也意味着存贷款基准利率要逐步退出,这是我们的中长期建议。”但他表示,目前并不知道明确的时间表。

此前,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吴文锋针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对多家银行进行了调研。他对记者表示:“真的放开利率约束,且存款端利率也放开后,简单测算,如果适当提高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中小微企业银行贷款占融资的比重将从目前的58%提高到80%以上,并把成本更高的民间融资比重降下来。”

除了利率市场化,席睿德认为另一大重点是国企改革。“如果要进一步改善信贷分配和效率,在实施相关政策增加对私营部门贷款的同时,还应制定一项全面计划来取消对国企的隐性担保,”他称,“即使利率放开了,但若国企对价格依然很不敏感,那么资源的分配效率依旧无法提升。”IMF认为,国企目前贡献了就业增量的20%,但获得的信贷资源远远大于该比例。

汇率估值合理,应继续提升弹性

就人民币而言,IMF表示并不会对中国是否应守住某一个点位发表评论,但其一贯的立场是,中国应继续提升汇率弹性。

尽管人民币5月以来对美元贬值近3%,但席睿德对记者称:“IMF认为,2018年人民币的表现与中期基本面相一致,目前也是如此,这表示人民币不被高估也不被低估,同时IMF也鼓励中国进一步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机制,这可以缓冲外部冲击,以应对新的外部环境作出调整。”

此外,他认为,中国央行应该持续强化政策沟通,提升透明度。去年,席睿德与IMF成员联合发表了名为《中国货币政策沟通:框架,影响和建议》(China’s Monetary Policy Communication)的工作论文。

“良好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些‘低垂的果实’事实上很容易实现,中国央行也已部分落实,例如我们此前建议中国央行要完善英语信息的发布,现在央行开设了一个新的网站页面,很多新闻几乎已完全同步发布了英语版。”他称。

席睿德还建议,央行应该定期举行发布会,且时间表应提前公布。此外,中国央行可以定期公布其对经济的预测,并更多与外界沟通货币政策走向,“更好的沟通能有效提高政策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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